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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昕亭:新穷人·新工作·新政治

    Time: 2020-09-06来源:福运通

  2005年,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一书由McGrawHill公司出版,令人意外地把\”贫困\”、\”工作\”、\”穷人\”这些传统而老迈的概念,重新放置在关于消费社会和符号经济的前沿讨论中。2010年此书中文简体字版出版发行(仇子明、李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历经5年\”理论旅行\”方才登陆的这个中译本,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和理论学界,却显示了一些更为特殊的意义。面对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对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加冕,面对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姑且称为\”中产\”)的迅速崛起并努力谋求话语空间,这本姗姗来迟的小册子,抛出了新的知识挑战与问题意识,让我们在拥抱富裕、强大、腾飞的热气球时,刺目地再度遭遇贫困、穷人等等沉重的针孔。

  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鲍曼定义的\”新穷人\”(new poor)是指: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失败的消费者。\”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工作、消费、新穷人》,P85)这个定义下的\”新穷人\”,首先意味着金钱的极度匮乏。面对消费社会提供的各种惊人选择,这些收入水平仅够维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穷人,不能购买、无法选择;不能掌控、难以从容。他们辜负了这个24小时营业、购物中心林立、处处是导购小姐迷人微笑的物质世界。其次鲍曼提醒我们,并不能将\”贫穷\”简单折价为物质匮乏乃至身体痛苦,它同时亦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并非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他们不是在惊鸿一瞥中偶然撞见一个洞天福地,而是必须生活在为富裕的消费者们所设计的社会空间中,但是消费社会所倡导的生活模式,连同消费至死的不渝精神,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根本遥不可及。所以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着不能胜任挑选的社会职责,意味着羞耻感和不合群。当消费社会苦心孤诣地训导其成员体验\”新消费生活模式\”的时候,对于\”新穷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与物质的贫乏,还有最痛苦的剥夺与失落。

  就此来看,相较于传统根据收入多寡来界定贫/富的方法,鲍曼的\”新穷人\”其实花样有限。其理论创新的\”高度\”,充其量也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重新打造了一个没钱消费的\”穷人\”形象,重点还是钞票的斤两,只不过把支出的兜底翻上了台面。

  事实却非如此简单。如果将\”新穷人\”视为威廉斯意义上的Key word,那围绕\”新穷人\”的一系列概念变迁、能指漂浮,将会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向消费转折的年代,普通人所历经的生活变迁与千疮百孔,将会以新的政治紧迫性提醒我们眼下正在进行时的、诸种不可思议的巨大反转。这才是鲍曼\”新穷人\”真正的题中之义:没有鲍德里亚玄奥的理论思辩,没有费瑟斯通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路径,以\”新穷人\”为关键词,更新关于消费的探讨路径,重新开启在

  现代性的速度与激情之路上,再度探讨贫穷、公义、社会福利议题的可能,并尝试着将此一知识论述,凝聚为充满政治更新潜力的一种共同社会关注。

  \”穷人\”并非一个自然而自足的概念。尽管从内容来说,穷人似乎从来都指向相同的事物–物质的匮乏、自我信心的丧失、社会地位的低微。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与话语空间中,围绕穷人的概念建构,关于穷人的政治想象,却迥然不同。用鲍曼的话来说,就是\”依据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每个社会用自己的形象建构穷人,给出存在穷人的不同解释,发现穷人新的用处,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工》P186)。

  鲍曼并不是第一个试图拆解\”穷人\”迷思的理论家。在博士论文亦是成名之作的《疯颠与文明》中,福柯在对18世纪\”禁闭\”的解读中,曾经提到了\”贫困\”的话语变迁。在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帮助的具体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穷人\”逐渐从道德话语中摆脱出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脉络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穷人意味着贫困,即商品和金钱的匮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穷人代表着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代表着源源不断的财富。在福柯的研究中,这意味着\”新的(禁闭)划分\”开始出现,即穷人不再被隔离、被关押,而是被一劳永逸地推向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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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穷人,阶层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