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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Time: 2020-09-06来源:福运通

  去年曾在《天涯》上读到汪晖先生的大作《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日前又蒙汪晖先生以他修改中的长文《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见示,读罢颇受震撼,受益良多。汪晖先生并非专业的藏学研究者,却写出了专业藏学家难以企及的专业之作,从中我不仅读出了作者的学养和学识,也读出了作者的理性和良知。当今世界由专业藏学家写成的讨论“西藏问题”的著作不多,我所知的仅有美国凯斯西储大学 (Case Western Reserve) 大学人类学教授戈斯坦(Melvyn Goldstein)先生十年前出版的那本小书《雪山狮子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雪山狮子与龙》无疑早已过时,而汪晖先生的这篇文章更可为东、西方人理性地观察和考虑“西藏问题”给予帮助和启示,让西方人听到中国知识分子理智和有建设性的声音,并为“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契机。

  我以为汪晖先生大作最精彩的部分是他对当前东、西视角下的西藏和“西藏问题”,特别是对西藏目前面临的社会和宗教问题所作的深入观察和分析。他在文中指出:“(在3.14事件之后),中国的媒体在对抗西方舆论的同时没有将焦点集中于西藏社会的深刻危机,整个社会没有以此为契机,深刻地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与西藏危机的关系。因此,随着西藏危机转化为抢夺奥运火炬的争端,西藏问题被搁置一边。”事实正是如此。3.14事件后,从媒体到大众更乐于把责任推给达赖喇嘛和海外反华势力的捣乱,却很少有人认真地考虑“西藏问题”究竟是否仅是一个外在的问题,还是以内在的、深刻的社会和宗教危机为背景的?要有效对抗西方舆论的误导,我们更应该拿出应对西藏现实所面临诸重大问题的报告和分析。汪晖先生从“世俗化过程中的宗教扩张”、“市场化、全球化与语言危机”、“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变”、“社会流动、移民权利和民族区域的社会危机”,和“‘承认政治’与多民族社会的平等问题”等几个方面,分析了隐藏在表面与外部煽动的分裂活动相关的“西藏问题”背后的更为严重和深刻的社会和宗教背景。他的观察和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西藏问题”与抢夺奥运火炬不同,它远非东、西方之间一时的意气之争。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一边倒的的舆论导向由来已久,回击西方媒体之不公正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还他们一个政通人和的西藏。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清醒地了解西藏内部潜在的社会和宗教危机,找到化解这些危机的方法和途径。

  汪晖先生大作所讨论的问题中,有些是我关心已久的问题,如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有些则是我近年才特别注意的问题,如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仔细阅读汪晖先生大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回顾和思考的过程,受他的启发我开始整理自己对这些问题原有的一些看法,尝试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并希望能够参加这场由汪晖先生开始的、非常有意义的讨论。这里先将我对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写出来,作为对汪晖先生大作中相关讨论的一点回应和补充。

  

  二

  

  “西藏问题”本来应该是一个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目前的“西藏问题”无疑是中国政府和百姓经常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国际问题。这其中有着极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而西方社会的“东方主义”倾向无疑是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汪晖先生将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引入到他对位处东、西方之间的“西藏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之中,这是一个十分有建设性的举措。我觉得讨论“东方主义”对“西藏问题”的影响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可以让国人明白到底为什么西藏和“西藏问题”会成为一个让西方人如此动情、执着的问题?显而易见,大部分国人对个中缘由不甚了了,他们对此不是大惑不解,就是认定那些受过那么好教育的西方人对如此“落后的”西藏,特别是西藏的“喇嘛教”有那么大的兴趣一定是包藏祸心,其中一定有政治阴谋。事实上,如果没有“东方主义”这个劳什子、如果今天的西方人不把西藏错当成“香格里拉”——一个后现代的世外桃源、不把西藏当成他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者”,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能有如此之大的能耐,可以发动一个如此具有国际性的“自由西藏”(Free Tibet)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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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方主义,西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