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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

    Time: 2020-09-06来源:福运通

  【内容提要】在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中,从中国的自我想象入手来反思形象背后的文化问题是核心课题。中国的自我想象,无论是乌托邦式的想象还是意识形态式的想象,都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存在差异。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之间不是对应关系,而是错位关系。导致这种错位与重塑的原因在于中国为回应西方的挑战而建构的现代性叙事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中国现代性叙事纠缠于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冲突,这种植根于中西二元对立的矛盾,在跨文化的全球叙事中有可能被化解。

  【关 键 词】中国形象/自我想象/现代性叙事/全球叙事

  

  跨文化形象学并非仅仅讨论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想象问题,特别是不局限在讨论一种文化想象出了几种文化他者形象这种表层的问题,而是要深入到他者形象的背后,考察他者形象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因此,跨文化形象学是一种跨越多种学科的综合性人文思想研究。这个领域中的价值立场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跨文化形象学是以文化本位或文化主体的名义来鼓励民族主义的自我封闭立场,还是以跨文化为立足点与思维方式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就成为跨文化形象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西方对中国的想象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叙事为基础的,这种中国形象也随着现代性在全世界的展开而传播到非西方国家,制约着这些国家的中国形象。面对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强大影响,中国如何应对?在一个各种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世界格局中,我们又应该在这个文化想象的战场上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一、现代中国自我想象与西方中国形象

  

  周宁先生所构想的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包括三组课题:1.“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际的问题”;2.“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3.“域外的中国形象或自我想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并且他指出第三组课题“将深入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核心”。[1]笔者也认为,对第三组问题的讨论是思考跨文化形象学价值立场问题的关键。在跨文化形象学中探讨价值立场问题,立足点是中国的自我想象。从中国的自我想象与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对比中,我们将寻找支撑中国自我想象的中国现代性叙事的特性,解析其中的内在困境,这样才可能进一步思考跨文化形象学的价值立场问题。中国作为尚未被西方同化的巨大他者正在与西方的互动中彰显其独特意义。

  当我们从跨文化的视角考察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时,我们发现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远比其他国家的中国形象复杂。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也可以从价值类型上归结为两大模式:一是乌托邦形象,一是意识形态形象。①但是这两种类型的形象与西方所想象的中国形象之间并不是对应关系。就乌托邦形象而言,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主要是对于未来中国的设计与向往。在传统的天朝大国形象破碎之后,中国对于未来的想象也前后出现过若干具体形象,从富国强兵的经济军事强国,到辛亥革命前夕的君主立宪国,到辛亥以后的现代民主国家,每一个乌托邦形象都是一次对中国未来命运的预言,也是中国未来努力的目标。但是这些乌托邦形象与西方所想象的乌托邦中国形象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中国人所设计的未来中国形象没有直接使用西方的乌托邦中国形象资源。西方的乌托邦中国形象最具代表性的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个历史时期中的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这几个可以统称为“文明之邦”的中国形象,可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中国对于未来的想象受到西方的这种“文明之邦”的乌托邦形象启发的,更不用说是对西方的乌托邦中国形象的复制了。西方所想象的“文明之邦”的中国形象与中国所想象的乌托邦中国形象的不同,就在于“文明之邦”的中国形象还是西方在反对中世纪教会封建统治时期的想象,而现代中国的乌托邦想象已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设计,时间上差距已经把两种乌托邦形象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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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形象,现代性叙事,自我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