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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官文化的现代性生长点:宪政、礼治与官场叙事

    Time: 2020-09-07来源:福运通

  如何很好地处理官场小说中呈现出的政统与道统、人治与法治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使得权大于法、权无视法的现象得到抵制乃至消除,是摆在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的当务之急。而宪政主义则为官场小说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古老的官文化传统在宪政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得到重塑,使其对当下的官场小说走向良性循环提供可能性。

  

  民主考虑的主要是怎样赋予权力和如何行使权利,民主为公民合理地投票选举、参政议政、言论自由提供了合法性,因此民主主要是针对于权与民的关系而言的。而宪政则不同于赋予某种权力或权利的民主,宪政是对权力的限制。宪政主义认为宪法是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依据,不管权力掌握在哪个人的手上,他都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宪政主义要求掌权者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使权力才算是真正合法的。“在根本上,宪政主义者比民主理论对人性,尤其是对政治家的本性更为悲观。最令宪政主义者放心不下并为之困扰的难题是政治家们营私损公的嗜好。宪政主义者所孜孜以求的就是用宪法和法律约束住政治家们扩展权力的欲望。”[1]有了对宪政主义的认识,官场小说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就能够明确官员哪些权力行使是符合宪法要求的,哪些权力的运用逾越了宪法的界限,对那些不符合宪法要求的权力,作家理当对其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当作家有对权力合法与非法的价值准绳之后,他的创作不仅能够及时地回应社会现实的热点问题,还能够避免陷入对权力做“浮世绘”、“世相图”的虚无主义的怪圈。这样的作品在字里行间必然会隐含着对未来政治场域发展演变的前瞻性展望。

  

  在宪政主义者看来,要想给政治权力的合法与非法制定一条合理的价值准绳,首先我们的宪法本身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合法的宪法一定是从全民的利益出发,而且有利于国家民主法治建设、有利于缩短贫富阶层的差距、有助于公民道德意识和政治意识的提升的法律。由此可见,宪政主义是对权力和法律的双重限制和制约,立法权和行政权都要受到公民的监督和检验,这是宪政的核心要义。

  

  此外,宪政主义不光止于对权力的限制,它还规定了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权利领域二者的界限。官场小说有些作品总把权力作为官场上的一种特权,仿佛不加限制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或者就直接以滥用权力这四个字一带而过,到头来一个官员因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不是堕落到欲望的深渊,就是走上贪污腐败的不归之路,然而要问一位官员为什么会滥用权力,往往作家们和批评家们都语焉不详。的确在古代社会中,拥有权力是官员的一种特权,权力和其身份、家庭、地位、名誉等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权力的界限一直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中。

  

  什么样的权力滥用才会导致贪污腐败、人格堕落,什么样的权力行使是为国为民的合法权力。宪政主义关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权利领域的区分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晰的道路。简而言之,宪政主义要限制的,是官员公共权力的使用,而不是私人权利的拥有。官员的私人权利领域和普通民众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一位官员在行使公共权力为民众谋利益之时,是不可能有什么贪污腐败的行迹的,只有当官员将公共权力的运用转嫁到私人权利领域的享用时,才会出现腐败现象。官员拥有的公共权力在这时变成了自我私人享有的特权,其目的不是指向广阔的社会领域,而是指向个人的家庭、财产、子女出国等方面,才是真正的腐败。官场小说历来有将权力场的风云起伏波及到官场日常生活领域的描写,官员仿佛在任何地方都逃不出权力关系的魔障,可是却忘记了官员的私人领域也是宪法规定拥有的一种权利,如果能够在小说中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书写做合理的叙事艺术处理,那官场小说将会不仅仅限于描写官员内心的卑微、恐惧、无奈、痛苦的心理焦虑为能事,而是使主人公成为一个对公共政治有作为的官员。

  

  在宪政主义的参照理念下,官场小说的一些写作误区就更显得亟待改进。因此官场小说不能单纯地满足于对官场日常权力生活的描摹与把玩,当然也不能以宏大叙事的二元对立视角来统摄全篇。过于集中于对官场中的种种世俗生活细节的刻画,就会使小说文本的叙事基调显得沉闷和压抑。缺乏应有的变化力量的介入的小说看起来是对官场人生做细致入微的描绘,其实随着叙事时间的延伸并没有使官场这一空间场域发生应有的变革,于是细密的叙事时间成为一种反复和延宕,甚至会极端化为没有实际意义指向的一个个叙事盲点。同样,以善恶忠奸这样过于鲜明的对立观念来统摄全篇,就会使作品的寓言意义远远大于其艺术审美价值,这样的官场小说好像开端和结局总是注定的,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反而限制了小说文本想象力和情感力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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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官场叙事,官文化,宪政,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