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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两种文化的百年思索

    Time: 2020-09-09来源:福运通

  中院副院长朱敬一先生约我为他所策划的「时报科学与人文」版撰稿,谈谈中国人文研究的现状和展望。我很理解他的关怀,所以一口答应了下来。及至开始运思时,才发现这篇文字实在不易下笔。

  

  「人文」的范围如此广阔,我的知识又极其有很,真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惶恐。最后我决定从一百年来西方人文研究的大趋势开始,然后归结到中国的现状。这是因为我们现代的人文处境是由西方文化入侵开始的,潮流必须探源。

  

  在撰写期间,关于二十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动向,我特别参考了下列两本书:英国作家华特生《现代心灵─二十世纪知识思想史》(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2001)和《变动中的美国学院文化》(Thomas Bender and Carl E. Schorske, eds., 《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 in Transformation》,1997),前者从空中作全面的俯瞰,后者经内部作体道式的反思,同是可以信赖的资料。特附志于此,以示不敢掠美之意。至于文中的论点则必须由我自己负责。

  

  ★回顾二十世纪科学典范下的人文研究

  

  科学革命虽早始于十七世纪,但科学主宰人类的生活,从局部到全面,则是二十世纪的新发展。科学及其所衍生的实用技术今天已经由西方传布至全世界,这是所谓「全球化」的基本动力之所在。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科技越来越支配现代生活这一事实,然后才能对人文研究在今天的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让我略举实例,以说明我的意思。

  

  一九00年发现了量子学说的蒲朗克(Max Planck)自然是公认的物理学大家,毫无争议。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人文学科的地位仍远在新兴的科学之上。蒲氏出生在一个宗教和学术的世家,家人和亲戚并不鼓励他去学物理,甚至还有加以嘲笑的。他们都认为人文是比科学更为优越的知识方式。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相对比重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九五九年英国剑桥大学所爆发的「两种文化」争论,便是最有象征性的事件。

  

  斯诺(C.P. Snow)是出身剑桥的科学家,其科学研究却以失败著名,后来改写小说,同时又兼任政府的科学顾问。这年五月他去母校演讲,题目是「两个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将英国知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文,一类是科学。他对这两类知识人都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决策权力大体上掌握在人文知识人的手上,他们在大学时期的训练不外经典、史学和文学,但对科学却一窍不通。在他看来,二十世纪才是真正科学革命的时代,许多基本发现,如物理、生物等,都出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因此国家政策由科学外行来拟定,是极危险的事。

  

  另一方面,他也批评科学知识人缺少人文修养,以致往往轻视人文学。斯诺的主要论点在今天看来实在很平常,但当时却引起了西方学术文化界的巨大震撼。首先发难的是剑桥大学的文学批评家李维思(F.R.Leavis),强调科学与人文的方法不同,语言不同,「两种文化」之说是无知妄作。随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崔林(Lionel Trlling)评论这一争论,也认为斯诺过于简化人文的复杂内涵,「两种文化」的对比不能成立。

  

  我引用这个公案并不是对争论的本身有兴趣,而是借此说明:从蒲朗克到斯诺,短短七、八十年之间,科学与人文在西方社会的地位,一升一降,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争论之所以出现,并持续至今(按:一九九九年英国广播公司曾特制四十年纪念的讨论节目),象征着科学迅速地取代人文的新现象。四十年后反观这场争辩,似乎斯诺更有先见之明,科学文化现在几乎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相随而来的,则是文化评论家对科学的中心地位比斯诺更加肯定了。因此继「两种文化」的讨论之后,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在一九九五年又提出《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的说法。所谓「第三种文化」并不是科学与人文交流以后的新综合,而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最近二、三十年来,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中已有不少人开始专为一般读者写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这些作品虽说是为了「雅俗共赏」(Popluar),其实还是假定了一定程度的科学训练,读者若没有相当的数理知识,还是不容易吸收的。今天西方任何一家具规模的书店都有几个书架列着这些读物,这是二、三十年前所未有的现象;一般人的「人文修养」大有为「科学修养」取而代之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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